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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平台下载胡乔木被任命为负责人

胡乔木，1912年6月1日，在这片江苏盐城的文墨世家降生。自1941年至1966年，他担任毛泽东主席的贴身秘书长，长达25载。他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国社科院院长等要职，并荣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胡乔木主笔诸多重要文件，被誉为“中共中央的第一笔”。

清华、浙大勒令退学

1930年，胡乔木年满十八，成功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然而，不久后，他转入了历史系，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求学期间，他不仅潜心于学业，同时亦秘密投身于革命事业。校方得知此事后，校长亲自与他谈话，胡乔木无奈之下只得告别清华大学，转而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1932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按照家人的安排，他得以进入浙江大学外语系插班学习二年级课程。步入大四之际，执掌浙大的国民党官员将他视为“赤色分子”，并向教务部门通报，将他的所有成绩一律调整为五十多分，均属不及格。胡乔木再度被迫离开了大学校园。

胡乔木年轻时照片

25年主席秘

踏出校园门槛，他投身于文化领域，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书记以及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书记。1938年，他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成为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一员。

1941年二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不期而至，造访胡乔木所居的窑洞。他言道：“毛主席那里人手紧缺，特地指名要你前去担任秘书一职。”胡乔木心中存有疑虑，回应道：“担任毛主席的秘书，我恐怕难以胜任。”王若飞安慰道：“你曾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主席阅读后颇为赞赏，称赞你是个人才。”

于是，胡乔木被调至毛泽东的身旁，开启了他长达25年的秘书生涯。

1945年8月，胡乔木（居中，右二）陪同毛主席前往重庆，参与历史性的谈判。

司马迁的手笔

作为毛主席的亲信秘书，他不仅拓宽了视野，更使得自身才华得到充分施展。他执笔起草了众多关键文件，深得毛泽东的信赖与倚重。

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胡乔木执笔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丰富历史经验，并以正式文件的形式，首次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定论。

毛主席与胡乔木戏谑道：“你手中的这支笔真是了得，堪比董狐、司马迁之笔锋，仿佛正为我国党的历史担任着法官的重任！”

胡乔木与毛周合影

中共首任总书记笔

1951年，他倾力著述《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部作品成为了新中国首部开创性的、简练明了的党史著作。

1954年，他投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编纂工作之中。

1956年，他亲自执笔，完成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撰写工作，其中对斯大林进行了公正而合理的评价，这一举措对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7年11月，在访问苏联期间，胡乔木出席了《莫斯科宣言》的签署仪式，位列第二位。

传奇的一生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岁月里，胡乔木因病疗养，退居幕后。到了1975年，邓小平重返政坛，着手组建政治研究室，胡乔木被任命为负责人。他亲自主持修订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等关键文件，这些文件最终成为了全面整顿“四人帮”行动的纲领性指导文件。

在1981年，他担纲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梳理并评估了建国以来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尤其对“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功过得失进行了深入总结与公正评价，从而达到了统一全党思想的目的。

1992年9月28日，我国著名学者胡乔木因疾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载，其传奇般的一生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胡乔木与邓合影

我的父亲胡乔木

胡木英周海滨

胡木英，胡乔木的千金，1941年诞生于革命圣地延安。胡乔木在中共党内享有“四大笔杆子”之首的美誉，29岁那年便踏入毛泽东的麾下，由助手成长为“党内一支笔”乃至“新闻大管家”，宦海生涯五十载，曾一度隐退匿迹，直至邓小平时代再次得到重用。

从《沁园春·雪》谈起

在笔者记忆中，胡木英对毛泽东怀着极高的敬意。“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正是毛泽东笔下的佳作《沁园春·雪》。由于这首词被收录进中学语文教材，不少政界人士和富商大贾亦将其悬挂于豪宅高墙之上，《沁园春·雪》因而广为流传。甚至有传闻称，这首词的真正作者其实是胡乔木。

1949年3月，胡乔木会晤毛泽东。

大约在2009年左右，网上出现了一则帖子，声称《沁园春·雪》的词作者是胡乔木。该帖文断言：“在胡乔木于《炎黄春秋》刊发的访谈录中，他曾明确宣称《沁园春·雪》为个人原创，而毛泽东仅对其中四个字进行了修改，并以他的名义发表。毛泽东逝世后，胡乔木公开声明《沁园春·雪》的原创权属于自己。访谈录中，胡乔木还提到《矛盾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均为其亲笔所著，而毛泽东仅负责签名。这首词于1945年9月首次公之于众，正值毛泽东在重庆进行谈判之际。据《炎黄春秋》与《百年潮》的报道，胡乔木于1942年创作了这首词。刘少奇为彰显毛泽东的形象，特地要求胡乔木，其时任秘书，将《沁园春·雪》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修改了四个字‘原驰蜡象’，该词遂被认作他的作品。1945年9月，《新华日报》在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沁园春·雪》时，错误地将创作时间‘倒签’为1936年。”

“在《毛泽东选集》的前四卷中，共计160余篇作品中，仅有12篇是由毛泽东亲自执笔撰写的。”至于《沁园春·雪》，文中进一步阐述：“胡乔木曾提出，毛泽东的著作中三篇脍炙人口的名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乃至毛泽东诗词中极具代表性的《沁园春·雪》，均出自胡乔木之手，并强烈要求恢复胡乔木的名字以示其贡献。”

为此，笔者深入查阅了《炎黄春秋》历年的出版物，遗憾的是，并未发现提及胡乔木的访谈文章，亦未见有人对其《沁园春·雪》的作者身份进行过考证。鉴于上述网络文章的作者并未明确指出该访谈录是在《炎黄春秋》的哪一期发表，为了确保查阅过往期刊的准确性，2014年2月16日，笔者特地致电《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徐庆全先生进行咨询。他明确表示，杂志从未发表过此类文章。此外，胡乔木未曾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所谓的“包装”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及中央党校的新闻发言人对于“毛泽东选集真相”以及“《沁园春·雪》著作权”的相关传言作出了澄清：“这纯属无稽之谈。胡乔木未曾倡议对毛泽东著作的署名进行审核。事实上，胡乔木生前曾多次提及，毛泽东经常对他的文章及其他作品进行润色。”

2009年11月10日，我有幸对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进行了访谈。她身为国家工商总局的资深退休干部，居于万寿路，那里绿树葱茏，高大的乔木为其提供了一片阴凉。当天的北京被厚重的积雪覆盖，这样的气候非常适合探讨《沁园春·雪》这一话题——

周海滨：有人提及《沁园春·雪》乃您父亲所撰？

胡木英表示：“不，父亲未曾参与过长征，那些壮丽的景观未曾亲身体验，这并非凭借想象就能生动描绘。再者，以父亲的性格而言，他也不可能创作出主席那种雄浑的气魄。”

胡木英提到，父亲并不健于言谈，也鲜少与人闲聊。即便在散步之际，他亦对我们的存在似乎视而不见，常常沉浸于个人的思考之中。在胡木英眼中，父亲的性情显得格外沉默与内省。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中这样评价：“他犹如一位书卷气十足的文士，清逸而儒雅……言辞不多。”

此后，她在多个公开场合均明确指出，《沁园春·雪》并非父亲胡乔木所作之词。2011年，《胡乔木：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一书的发布会上，一名记者再次提出了这一疑问。她当众回应道：“我之前已通过周海滨对此作出过解释，父亲绝无可能创作出此类作品，这不过是误传罢了。”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言：“诗者，人之性情者也。”性情平和的胡乔木，其作品与《沁园春·雪》中所展现的性情大相径庭。1946年，其夫人谷羽赴华东参与土地改革，胡乔木便创作了一首婉约而清新的新诗《人比月光更美丽》：“夜幕降临，我立于月光之中，怀抱孩童，期盼妻子的归来。孩童不知天际之远，伸出小手，与月亮嬉戏。忽然，母亲悄然而至，孩童欢呼雀跃，投入母亲的怀抱。月光虽美，却无人能及，人，比月光更美。”

此外，根据资料显示，《沁园春·雪》的创作时间可追溯至1936年二月，即丙子年。在查阅《毛泽东年谱》的过程中，我发现了确切记录：1936年二月上旬，毛泽东在陕西的清涧县筹备东渡黄河之际，遭遇了一场大雪。

当时，胡乔木尚未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他奉命调往延安是在1937年7月。

“我诞生于1941年1月23日的延安。尚在襁褓之中，不足月余，父亲便受命成为主席的秘书。”胡木英如此回忆。彼时，胡乔木及其夫人谷羽居于延安大砭沟的窑洞之中，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亦设于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及中共中央组织部亦汇聚于此。翌年2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莅临胡乔木的住处，“你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拜读后，大为赞赏。”王若飞说道。于是，陈伯达将这篇文章推荐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览后感慨，“乔木实乃人才”。彼时，陈伯达身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与胡乔木素未谋面。正是通过陈伯达的引荐，毛泽东选中胡乔木担任其秘书一职。

秘书生涯与胡乔木尝试填词的时期均存在时间上的不契合。正如程中原在《胡乔木的诗词情缘》中所述：“胡乔木于1964年重新执笔作诗，彼时他倾注心血所创作的并非新诗，而是旧体诗，且是他此前未曾涉猎过的词体。”当年岁末，胡乔木的《词十六首》经毛泽东审阅定稿，并于1965年元旦在《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的首期上同步发表。

1965年1月21日，胡乔木曾向读者作出回应：

耿庆国同志：

一月十日的来信已悉。得知你毕业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服从国家的安排，无论被派往何地，都立志投身革命与建设事业，此等志向令人钦佩，愿你能顺利实现你的理想。你对我所写的几首词产生了兴趣，并询问我是否有更多以前的作品可以发表。我向你坦白，之前我未曾创作过词，此次发表的作品是我首次尝试。未来或许还会创作并发表一些，但目前尚无定论。当然，在此之前，我曾阅读过一些词作，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否则断不会轻易动笔……

胡乔木

1965年1月21日

直言不讳，昔日我未曾踏入词林之境，今日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正是我词作创作的初试啼声——这无疑昭示了胡乔木在词坛崭露头角的风采。

这些词汇经过反复推敲，无疑是上乘之作。我对您对这一版本的修订表示由衷的赞同。我仅对其中几个字做了轻微的调整，不知是否妥当，请您自行定夺。建议优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继而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请康生、伯达、冷西三位同志负责此事的安排。

“经过适当的删改，得以定稿。”基于此，胡乔木的《诗词二十六首》有幸于1965年9月29日的《人民日报》以及10月1日发行的《红旗》杂志上正式对外发布。（详见程中原著《胡乔木的诗词情缘》）

“你的诗词耗费了主席过多的心血，无异于给主席增添烦恼，简直是对主席作品的再创作。今后不得再向主席呈递诗词。”胡木英回忆起，自那以后，父亲便未曾再创作诗词，“直至1980年代后期，虽有所创作，数量却远不及以往。”

跟着主席进了中南海

1949年6月，毛泽东告别香山双清别墅，迁往中南海丰泽园居住。同时，作为他的秘书，胡乔木也跟随其步伐，一同迁入中南海。

胡乔木合影

“哦，原来他的父亲竟是如此身份，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显赫的人物。”

胡乔木的居所位于春藕斋西侧的静谷之中，而与他同住静谷的，还有经胡乔木举荐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静谷与毛泽东的居住院落相邻。作为毛泽东最为倚重的两位秘书，胡乔木与田家英均选择在此园中安家。

尽管如此，在胡木英看来，父亲依旧身影忙碌。“因工作繁忙，我们相聚甚少，难得一见，最多的时光便是在餐桌旁。那时我寄宿于育英小学，每两周才回家一次。记得1951年，父亲因胃溃疡接受了手术，在家休养期间，以及节假日里，我们便会陪伴他散步、划船。”

此刻，胡乔木虽依旧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一职，但其秘书身份已逐渐淡出。他曾历任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及总编辑，以及新闻总署的首任署长，之后又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在中南海的居住者中，多数都与胡乔木有所交往。然而，胡木英却发现，与父亲交往最频繁的，乃凯丰、林默涵、张际春等，他们均在宣传部门有过任职经历。

1951年6月，正当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前夕，胡乔木连续数日不懈笔耕，为中共中央撰写了一篇后来被誉为“党史《史记》”的巨著。“父亲身坐满盆清凉之水，俯身于一块木板之上挥毫”，鉴于他对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光辉历程的深刻了解，“这篇长篇力作，他仅用不到一周的时间便一气呵成”。

“这本书每次再版，父亲都会进行一番‘精雕细琢’。”

自1950年下半年至1954年，胡乔木的寓所迁至怀仁堂南侧的颐园，与彭德怀将军的居所永福堂相隔仅一座增福堂的院落。胡木英对彭老总家的布局印象深刻，记得有一次随父亲拜访，眼前一幕令她难忘——彭老总的办公室中挂有一幅硕大无朋的地图，几乎占据了整面墙壁。地图上清晰地标示着县、区、公社乃至更小区域的单位。“后来我方才领悟，军事地图竟如此详实”。

十年休养

曾有一次，胡木英陪伴父亲一同乘车外出。归途中，司机径直将他们送至中南海，随后便直接驱车返回家中。途中，一位身着裙装的中年女士正悠然地在机动车道上行走。司机认为车辆间的距离足够安全，便未减速，径自驶过。

轿车在她身旁擦肩而过，她不由得惊了一跳，随之不满地朝车内扫了一眼，胡木英同样吓了一跳——那是江青。

胡乔木对司机提出批评：“你完全有理由放慢车速，毕竟回家并非急迫之事。即使尾随其后缓缓行驶，也无需如此急速超车，以免将她吓到。”

那位司机已然年迈，而他的父亲自是未曾如此严肃地对他进行过责备。多年来，父亲与江青有过不少交往，对其性格和性情颇为了解，深怕事情因此衍生出更多的变数。然而，文革初起之际，竟是不知不觉间，江青首先将矛头指向了我的父亲。她指责的缘由，竟是胡乔木劝毛泽东修改诗作所致。

1961年，胡乔木曾两次赴湖南进行实地调研，他深入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农村人民公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当时，胡木英已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但仅读了一个学期，便因疾病原因不得不休学。在此期间，胡木英跟随父亲在湖南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考察，亲眼见证了父亲对某些问题的批评。

在湘潭县，调查结束后，我目睹了一位来自宁乡县的年轻姑娘，她正沿街乞讨。那时的她年仅十七岁，却瘦骨嶙峋，身形矮小，宛若孩童般幼嫩。胡木英在刚刚完成的农户调查中，那户人家拿出了一碗饭菜，姑娘立刻贪婪地吞食起来。经询问得知，她的父母在饥荒中丧生，她成了孤儿，在当地只能靠采摘野菜来维持生计。然而，大队干部不仅禁止她这样做，还对她进行了殴打，甚至踢坏了她的菜篮。在当地无法立足，她只得逃出，开始流浪讨饭。她离去时，无人知晓她还能存活多久。

胡木英归家后，便向父亲提及了此事。父亲对她未能妥善处理，未能为那位姑娘寻得一个安身之所，表示了责备。“只是看到了问题，却未能解决。”不久后，胡乔木听闻调查组透露，湘乡县亦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原先所知的宁乡县，而当地的干部却不敢向上级汇报。他立刻调整了自己的工作计划，亲自前往湘乡展开调查。在县领导向他汇报时，竟轻描淡写地称不知有饿死人的情况。胡乔木闻言，顿时怒火中烧。

那日夜晚，胡乔木致信毛泽东，洋洋洒洒，毛泽东览毕其信，遂于4月15日将该信批转给了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主席审慎考虑，采纳了他及同仁的建议，在《农业六十条》中，实际上已取消了设立公共食堂的规定。直至1961年4月21日，韶山公社的食堂几乎已全部停办。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胡乔木秉持“成绩要充分肯定，问题要深入剖析，前景依然光明”的指导原则，对于印发彭德怀同志的信件，他并不支持这一举措，认为其改变了会议的根本方向。在会议后期，当被要求起草决议时，胡乔木坚决反对将彭德怀等同志的问题定性为反党集团。

为何不向我汇报？你作为副主席，有何权力不报告？平心而论，即便当时向他汇报，恐怕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胡乔木在受到批评后，心中颇感困惑，加之长期劳累，本就体弱多病的他，神经衰弱症愈发严重，最终不得不长期休养。”

“若你选择异地疗养，你的妻子谷羽也应随你一同前往。”

父亲的疾病与其独特的工作习性密切相关。毛主席偏好夜间办公，每当有事情浮现脑海，便会即刻拨通父亲的电话。尤其自父亲神经衰弱，需依赖安眠药助眠后，主席的电话往往不期而至，令父亲不得不从沉睡中醒来。每当前往主席处，往往一谈便是两三个小时，而返程之后，却又难以重新入睡。

胡乔木自此退出了党内理论的核心层，因此也未能参与到“文革”前夕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的起草与制定过程中。

1949年春，毛泽东（右侧）与胡乔木（左侧）于香山展开了一段亲切的对话。

“1966年6月，父亲自杭州归来，急匆匆地与主席会面，主席叮嘱他至北京后‘多观、少言’。毛泽东深知，胡乔木乃一介书生，若言辞不慎，难免招致灾祸。翌年1月17日，即便身患疾病，胡乔木亦未能幸免于冲击。”

当日上午十时有余，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抵达胡宅。他们将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的大型卡车，在刺骨的寒风中，伴随着高音喇叭反复播放“打倒胡乔木”的口号，进行了一场街头批斗。翌日，中国科学院的“红旗总部”派遣人员前往北京八宝山，捣毁了胡乔木父母的墓地，甚至将他们父母的头颅从墓穴中挖掘出来。

在那个年代，我弟弟就读于北京邮电学院。学院党委书记及其夫人与我的父母关系密切，两家时常走动。父亲曾前往邮电学院观摩大字报，并发表了几句意见。本系寻常的交流，却在“文革”的狂潮中演变成了问题，被冠以“保皇派”的称号。

胡木英回忆道，北京邮电学院的造反派率先发难，对学院内的师生展开了揪斗和抄家的行动，家中珍藏的书籍亦未能幸免，部分被造反派强行带走。“邮电学院这一举动开了先河，随后，造反派纷纷效仿，召开批斗会，任何与父亲有所关联的人，无一例外地被他们拖去受难”。

经过长期的身心磨难，直至1967年的“五一”劳动节，局面才迎来转机。当天，毛泽东忽然提议欲探望胡乔木，虽未如愿相见，但此举使得红卫兵们不敢再轻易进行批斗。

据说，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5月1日凌晨所贴“打倒胡乔木”的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五一看烟火，主席路过南长街来我家，之前汪东兴先来看路线、周围环境。那天晚上全家很兴奋地等着主席来，结果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陪着主席，到一个常年不开的门前面按铃，最终就错过了”。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主席。张耀祠见无人开门，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总理把握住这一时机，指示中办发布一项规定，明确指出今后不得再对胡乔木进行揪斗，如有疑问可在家中提出。若非此举，父亲或许难以挺过那段艰难时光，毕竟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十分不佳。”关键时刻，毛泽东的这一举措挽救了胡乔木的命运。

1976年，毛泽东的离世让胡乔木深感意外。未曾料想，10年前的那次与毛泽东的握手，竟成为了他与伟人的永别。“父亲曾恳切提出要前往作最后的告别，然而无论怎样恳求，中央文革小组始终未予准许。父亲与主席共事多年，对主席怀有深厚的情感。他曾致信江青，但最终江青依旧予以拒绝”。“文革”结束后，这段往事竟成了他的罪名，被人借此大做文章，指责他“向江青写效忠信”，以此为借口反对他的重新任用。

近观胡乔木

胡乔木对生活的期许并不奢求，阅读书籍便成为了他最大的乐趣所在。

“父亲的生活颇为简约，闲暇时光便沉浸在书海之中，涉猎之广，无所不包，无论是历史、自然、哲学还是文学，无论是古今中外的经典，抑或是政治理论，无不一一拜读”。胡木英忆述道，父亲阅读速度极快，即便是厚重的书籍，也能在短短数日内一气呵成。然而，对于思想史、哲学等深邃的著作，他的阅读节奏则相对缓慢。

胡乔木对藏书情有独钟。“每当出版社推出新书，总会邀请他品鉴，而他亦乐此不疲，常至书店选购，尤其是那些旧书店。其中，语言文字类书籍尤为他所钟爱，例如，他亦曾购得一本音乐辞典。”

每当父亲外出至异地，他总是舍弃繁华的街市，径直踏入那些充满岁月痕迹的旧书店，寻觅知识的宝藏。每次归家，他总会携带几叠厚重的书籍。胡乔木的藏书最终累积至四万余卷。1995年12月，在他离世之后，这些珍贵的藏书被分别赠予中央档案馆、当代中国研究所以及江苏省盐城市。

胡木英记忆中的父亲，总是沉浸在奋笔疾书的景象之中。“父亲总是趴在办公桌前，笔走龙蛇，自我有记忆起，无论是在延安窑洞中，身着厚重灰棉袄，坐在方桌旁，煤油灯下孜孜不倦地挥毫；还是后来迁至北京，在长方形办公桌前，电灯座灯照耀下继续书写，直至生命的终结，他仍需人扶持，半倚在椅上，伏在面前我们特意为他准备的玻璃板上，颤巍巍地完成了对巴金的祝寿电文，尽管日期上出现了差错……他一生究竟书写了多少文字，恐怕无人能够确切统计。”

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里，胡木英与父亲相隔久远，父亲独守空巢。每当孩子们归家，总能敏锐地捕捉到父亲脸上流露出的喜悦之情，尽管他未曾言表，但那神采奕奕的神态与欢快的语气已充分彰显了他的喜悦。“我们深知，他承受了无尽的苦难与孤独，却从未在孩子面前流露分毫。”记得有一次，胡木英协助父亲更换床单、洗涤衣物，一番忙碌过后，父亲轻声呢喃：“这才像家啊！”

胡乔木曾感慨道：“‘文革’那几年，我不过是被暂时搁置一旁。”自1967年5月起，得益于周总理的批示，他虽免于遭受批斗，却亦无法外出，只得居家闲居，翻阅书籍，其他事务亦无从着手。在此期间，他系统重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资本论》。

1953年盛夏，胡乔木、谷羽及其女儿胜利（胡木英）、长子幸福（胡石英）以及次子和平（胡海泳）共聚于中南海的瀛台之上。

胜利、幸福、和平。“我的名字叫胜利，寓意着期望中国共产党和苏联能够取得胜利。弟弟生于1944年，那时大生产运动已初见成效，我们能够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相较前几年有了显著改善，因此取名‘幸福’。而小弟弟则出生于1950年，那一年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召开，毕加索还绘制了象征和平的鸽子。”

继后，胡乔木并未强制子女更名。1960年，胡木英步入大学，感到“胜利”这个名字不再悦耳，给人以稚气未脱的印象，遂自发提出更改名字。她从父母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父亲胡乔木取“木”字，母亲李桂英取“英”字，二者合在一起，便成了“胡木英”。至于弟弟改名，胡乔木则让其随她一同更名，因而弟弟的名字也变作了“胡石英”。

那是一个夏日的1963年，胡乔木携家中小辈三人，一同来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与毛泽东共度泳乐时光。毛泽东询问了孩子们的姓名，胡乔木仍旧提及了他们的本名。毛泽东随即点评道：“‘胜利’固然是佳名，‘幸福’亦不失为上选，唯有‘和平’二字，似乎不够‘和平’。”毛泽东随口而出的幽默之言，却在“和平”心中掀起了波澜。归家后，这名孩子毅然决然地宣布，从此不再以“和平”为名，而是更名为“海泳”——这名字源于“中南海游泳池”，用以铭记毛泽东在那里的那段风趣话语。

如此一来，胡乔木一家的名字皆有所更迭。胡乔木最初的姓名并非源自《诗经》，他的本名是胡鼎新，然而他早年便开始使用“乔木”作为笔名。在与李桂英结为连理之后，胡乔木提议妻子更名为“谷羽”，这个名字取自《诗经》中的“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寓意山谷中的小鸟迁至高大的树木之上，与他的姓氏相得益彰，充满诗意。

偏爱知识分子

在胡乔木众多知识分子友人中，季羡林独树一帜，这主要得益于他们曾同窗于清华大学。“父亲对季羡林所学专业颇为关注，并最终主动前往探望他”。

1930年夏日，季羡林与胡乔木同榜踏入清华大学的校门。胡乔木最初被录取于物理系，然而，由于对文科的浓厚兴趣，入学不久便毅然转入了自幼心仪的历史系。彼时年仅十八岁的胡乔木在清华园中颇为活跃，而季羡林则同在十九岁那年，就读于外语系。季老的父亲与季羡林先生在校园中已有相识，且曾动员季老投身于革命事业之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骤然爆发。那时的胡乔木，名叫胡鼎新，因参与并领导了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不幸被列入了北平市警察局的黑名单。迫于形势，他不得不暂停在清华大学的学业，先是转任共青团北平市委的委员及宣传部长，随后又离开北平，返回家乡盐城，选择隐居。自此，胡乔木与季羡林失去了联系。直至1935年，季羡林赴德国深造，一别便是十年，而胡乔木则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

季羡林

1946年，季羡林归国，不久解放军进驻北京。次年春夏之际，季羡林收到一封来自中南海的信件。信中，自称胡鼎新的胡乔木提及往事，并提出国家急需大量研究东方问题和精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他询问季羡林是否支持将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部分及边疆学院并入北大。季羡林欣然同意。此后，东语系成为北大规模最大、人才汇聚的系，盛况空前。

尽管在季羡林看来，“南北两棵大树均无官气，然而他的家门，我却是未曾踏入。无论有人赠与他优质大米，他总会分我一份。他北戴河休养归来，带回众多硕大的海蟹，亦不忘赠我一筐。他并非家财万贯，这些或许都是他自掏腰包所购。遵循我国古训：‘来而不往，非礼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我本应有所回赠，然而，我并未向乔木送过任何食物”。

“今日，我们不过是老校友的聚会，你面前并非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书记，而是一位六十年友谊的长者。”

季老光临，家中上下皆齐聚一堂以示欢迎。午时，胡乔木特地在府上设宴，邀季羡林共进午餐。季老回忆道：“夫人谷羽同志领衔，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宽敞的圆桌旁。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餐食竟然如此简朴，与人们心目中的山珍海味、燕窝、鱼翅等奢华之品相去甚远。由此也可窥见乔木先生为官之清廉。”

胡乔木不仅深怀对季羡林这位老友的关怀，他对钱钟书等知识分子同样倾注了极大的关注。胡木英曾提及：“钱钟书堪称一位杰出的才子。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钱钟书曾参与其中，我父亲深知他的才华横溢。他们学识渊博，无所不谈，畅所欲言。钱钟书的《管锥编》之所以能够问世，离不开我父亲的鼎力相助。通常此类专业书籍深奥难懂，非一般人所能涉猎，然而我父亲认为此书极具文学价值，因此大力促成其出版，钱钟书对此感激不尽。”不仅如此，胡乔木还积极解决了多位知识分子的住房难题。他派遣弟弟和秘书走访知识分子家庭，发现他们确实面临着住房的困境，难以安心研究，于是立即与相关部门联系，予以妥善解决。

直至1992年，胡乔木病情加重，季羡林特地前往医院探望。季羡林不胜惋惜地感慨，“这竟成了我与乔木的最后一面。”同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政治理论家胡乔木辞世，享年80载。而在那年的7月，即便身处病榻之上，他仍对陪伴了自己五十余年的妻子谷羽满怀信心地表示：“我定要活到九十岁。”